我国现代高职教育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尤其是近10年来，经过轰轰烈烈的示范校和骨干校的创建，高职院校整体办学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上了一个台阶，高职教育正在努力走向独特性、创新性和不可替代性。
在高职界热议“十三五”期间优质高职院校建设的当下，《中国2017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认为：“高等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被边缘化，在职业教育领域示范引领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发展模式优势和现实存在感趋弱并存”。
这提醒我们有必要在高职教育迅速发展的同时，重新审视我国职业教育所面临的诸多尴尬，寻找高职质量发展的坚实路径。
破解目标尴尬，探寻准确定位
高职院校与其他普通高校一样，首先必须解决好“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大问题，教育部明确指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坚持把德育放在首位，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加强文化基础教育，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把提高学生职业技能和培养职业精神高度融合。相较而言，企业和用人单位对“高素质”的理解就更为具体——良好的职业道德、对企业的忠诚度、规则和纪律意识、吃苦耐劳的务实精神和分工合作的团队精神等，是用人单位最看中的素质。近几年来，创新创业教育和“工匠精神”的培养成为高职教育人才培养中的热门词汇，一些高职院校把“高素质”等同于“工匠精神”，并试图在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中融入“工匠精神”的培养。这一愿望虽然很好，但事实上，无论是体现创新精神的“科学家精神”，创业精神的“企业家精神”，还是体现精益求精产品制作的“工匠精神”，在学校教育目标中可以倡导引领，但不可简单地与专业人才培养定位相挂钩，否则，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的制定与执行必将是勉为其难。
至于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定位，至少可以从“技术教育”和“技能教育”这两个维度来理解。“技术教育”是一种学科专业教育，高职的“技术教育”是“应用技术教育”，更偏向于学科专业中的应用实践教育。而“技能教育”是一种基于职业资格的教育，既有岗位知识的学习要求，更强调岗位操作技能的训练。我国的职业技术教育更多地强调了两者的联系。
我国高职教育关于“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其内涵和外延的解释自由度比较大，并不像普通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各学位人才规格定位那么清晰和准确。尤其是在新技术、新行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变革的今天，岗位、职业和技能要求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与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密切相连的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和手段方法上必须探寻更准确的定位。
破解政策尴尬，探寻坚实保障
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2016年起已达到42.7%，标志着我国已进入了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而高职教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全国有高职院校1359所，已经超过高等学校总数的50%，高职在校生早在2014年就已突破1000多万，已接近高校在校生人数的50%。从数量上讲，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真正的半壁江山。在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进而发展到普及化教育的过程中，高职教育功不可没。然而，高职教育长期身陷“国家很重视，企业离不开，社会看不起”的窘境，究其原因，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轻视职业技能的偏见外，国家在法律层面尚未建立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主体地位缺失，以及职业院校本身的办学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等都是深层次的因素。但就现实而言，高职教育需要突破政策保障的两个限制：
其一，经费保障政策不够到位。国际上一般认为，对职业教育的投资应是普通教育的2.48倍。而据《报告》指出，2016年全国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10110亿元，其中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总投入为1828亿元，仅占18%。同时，高等职业院校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差异很大，尽管国家已明确要求：到2017年，高职生均拨款经费应达到12000元，但全国尚有18个省份对公办高职院校的生均财政拨款中位数低于该标准。目前，高等教育的“另一半”，普通高校，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双一流”项目申报和评议，这是普通高校又一次大发展的好机遇。相形之下，高职教育在我国总体上还处于大力发展需要财政专项资金积极引导的阶段，前10年启动的示范校、骨干校建设，中央财政总共投入45亿，相比于同期对普通高校的投入，钱并不算多，但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产生的效益是有目共睹的，高职教育可以说“给点阳光就灿烂”。
其二，一些误导政策应该取消。高职教育在入学制度、就业制度、薪酬晋升制度、学位制度和学生学历上升通道等一些基础性制度上面临重重困难。在入学政策方面，高职的学生约50%来自普通高考划定的“三类生”，这部分学生普遍被社会和家长认为是“高考的失败者”，另50%左右来自于中职毕业生，这些学生又被社会认为是“中考的失败者”；最遭人诟病的是就业和薪酬晋升制度，公务员考试必须有本科文凭，尽管公务员岗位中有许多是技能性岗位，但重学历轻能力现象还普遍存在；高职层次是没有学位的，尽管呼吁多年，希望能授予达到一定专业学识和能力水平的高职毕业生“本科副学士”学位，但至今仍没有摆上议事日程；而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立交桥”始终没有很好建立，高职学生的上升通道并不顺畅。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职业教育越来越重视，而当务之急还是应该在政策保障层面对高等职业教育“高看一眼”，在一些基础制度的设计上真正有所改革和突破，真正扭转对职业教育的偏见，真正实现“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破解管理尴尬，探寻创新体制
高职教育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的高等教育形式，近30年的发展，总体上处于规模扩张阶段：征地、建校、造房、上专业、引师资、建基地、拼项目……一直是这一阶段的主旋律。
在这一阶段，“六路大军”办高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企业集团、地方人民政府、科技（经济）或产业园区，以及企业和民间资本等，是对高职当下办学主体的真实写照。
“政府统筹”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变成党委政府各部门按各自的职责对高职院校实施“事业单位式”的管理，如组织部门管干部、配班子，考核党建工作；宣传部门管意识形态，考核思政工作；纪检监察部门管党风廉政，实施巡视巡查和审计整改；编制部门管定编定岗，实施内设机构备案审核；发改部门管学校中长期发展规划，实施重大项目立项审批；人社部门管岗位职级、人才评定、绩效工资总额审定和技能鉴定；财政部门管预算、生均经费拨款和项目经费；经信、建设、交通、农林、卫生等行业主管部门实施行业标准和行业特色管理；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事项则主要集中在招生、国际合作教育、各类项目评审上、办学水平和质量评价。
无论是“六路大军”办高职，还是“九龙治水”管高职，都充分说明了目前的高职教育在管理体制上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局限性。
众所周知，高职教育是跨界的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组织形式，它具有高等性、职业性和区域性的特点；作为一种有别于普通教育的类型教育，它不仅具有教育属性，还具有经济属性和民生属性；此外，高职教育还具有与终身教育相连，与市场规律相通等特征。因此，高职教育必须尽快从管理走向治理，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订和修订，理顺关系、激发活力、推进统筹发展，这是实现高职教育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当务之急。
抓住发展机遇，站在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全局的高度，以战略眼光，现代职教理念和国际视野推动高职教育基本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是推动高职教育发展的关键。高职教育的外部发展环境决定了其未来走向，也许只有当高职教育真正走出诸如示范、骨干和优质校项目建设依赖，探寻到质量内涵发展的坚实路径，我国的高职教育才有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发展自信，这一类型和层次的职业教育也终将成为我国人力资源强国建设的必然选择。
